我们为什么做出不利于自己的行为

【台湾漫画家朱德庸与妻子冯曼伦的婚姻故事】 朱德庸自认是“半个人”，他的人生充满残缺，只有与妻子在一起时，才得以完整。冯曼伦曾是媒体界的才女，却选择放弃事业，成为朱德庸背后的支持者，为他抵挡成人世界的复杂与恶意。 他们共同经历了家庭的变故、原生家庭的伤痛，以及朱德庸亚斯伯格综合征的自我认知过程。他们的故事不仅是关于爱情，更是关于成长与和解。朱德庸在冯曼伦的支持下，继续用画笔记录世界，而冯曼伦也在朱德庸的陪伴中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价值。 他们的婚姻证明了，两个残缺的灵魂可以相互治愈，共同构建一个完整而温暖的家。

我在夜场做收银员，见惯了灯红酒绿下的纸醉金迷，男人和女人们，戴着各自的面具，在欲望的深渊里沉浮。夜场里从不缺有故事的人，只是美貌的皮囊之下，总有个不堪重负的灵魂，企图逃避现实的酷刑。 夜场是制造幻想的微缩人生，人们在这里角色扮演，或对肉欲臣服、或对金钱膜拜、或对爱情赴汤蹈火……只是这每一场戏码，都在暗中标明了价码。 这里是深夜里的欲望故事场。

这是刘小样的故事，也是我们的故事。 刘小样，一位关中平原的普通农村妇女，二十多年前，她习得了文字，掌握了知识，对麦苗生长的质感，文学的曲径通幽之美，有自己的好恶、理解。 她不甘于平凡的生活，渴望远方，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被撕扯。她的故事，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村妇女内心深处的呐喊。 在央视《半边天》节目里，一身红衣的刘小样说，“有饭吃、有衣穿就很好？我不满足这些。想要充实的生活，我想要知识，想看书，我想看电视，从电视上得到想得到的东西，因为我不能出去……” 我宁可痛苦，也不要麻木。这句话红遍大江南北，在此后数年间，在不同世代人群之间回响，是麦田里的风铃，也是不熄的火把。 无数人惦念着刘小样的结局，她后来怎么样了？少有人知道她的消息，连央视主持人张越也和她失联了。直到《人物》作者安小庆找到了她。 这些年里，小样数次出走，离开子女，去大城市打工，但在数次尝试“突围”失败后，她的面前一片荒芜。 这是不肯麻木的代价？还是拥有自我意识的后果？ 她心中的火焰，时高时低，却从未熄灭…… 一个人应该度过怎样的一生？她不满足于别人给的答案。既然不满，那就创造。 在自己的小花园里，她亲手种出了一片生机盎然。 1923年，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《娜拉走后怎样》的演讲。百年过去了，刘小样的故事，如同一部黄土地上的史诗，是历史惯性的延续，相似的故事在古老中国不断上演。 这个文本，可以同百年前觉醒的女性对话，也同今天仍在挣扎的我们对话。 它是那些在浪花般涌动的麦穗间劳作的女性的命运，也唤起了每一位渴望追求自我的灵魂的共鸣。 在出走与回家之间，女性还有第三条路可以选择吗？这个问题，仍然没有现成的答案。需要每一个我们，用人生来作答。

荷尔德林的一生被整齐地分为两部分:从1770年到1806年的前36年，以及从1807年到1843年的后36年。在他的后半生中，他像个疯子一样躲在木匠恩斯特·齐默尔的家里。诗人的前半生在相对广阔的世界里四处游荡，会关心外界和时事，但在后半生，他却完全与世隔绝。根据荷尔德林最早的传记作者所记，他经常固执地重复：“我这里啥事都没有发生！”或许，这正是荷尔德林向人类提供的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的概念，尽管我们还尚未完全把握他这种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的哲学意义。

为什么股市中的泡沫与幻想总会引来众人的追逐？为什么一次次历史的教训摆在面前，而人们却依旧疯狂？是个人不够理性，还是群体过度癫狂？ 查尔斯·麦基在这本《大癫狂》中，悉数数百年间引发群体非理性行为的种种荒唐事件，从密西西比狂热到郁金香狂潮，从炼金术士的谎言到末日预言家引起的恐慌。这些事件和身处其中的人们在事后看来都非常让人匪夷所思，但在几百年后的今天，类似的群体疯狂仍然在时时上演。阅读这一段段荒唐的历史，可以让我们在面对众人的疯狂时，多一些理性，少损失一些金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