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者（2025年第4期）

2016年1月1日，中国的人口政策转为全面放开二胎。曾做过“上环”手术的女性陆续进入绝经期。然而，多年来，由于宣传不到位，很多妇女没有意识到，她们的子宫里——这个孕育生命的地方，还有一件金属制品需要及时取出。

2018年7月，母亲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初期，而我被查出淋巴癌。母女各自遭逢生命剧变，家庭也作为共同体承托着照护重担。如何接住下坠中的脆弱之人？如何重构身心、自我与关系？治疗与康复的“过渡仪式”是一段往复旅程，其间既有毁减、疼痛与绝望，也有重建、愈合与新生。 病后五年，宛如一场经历、遗忘与重构的奇遇。或许因为我们都在生命动荡转型时，跨越身心边界，默默调整了与自己和彼此的关系。生平第一次，我如此渴望理解母亲在想什么、经历了什么。在认知的渡口，全家都和母亲一起上船，携手度过记忆与失忆的边界。我也从重病中毕业新生，学会向生命示弱，也决心将自己交托，在人生下半场继续照护的实践与探索。

《赌徒》主要讲述波林娜爱上穷苦的家庭教师阿列克谢，但是，在阿列克谢外出期间，为了摆脱家庭的困境，波林娜成了一位放高利贷的法国人的未婚妻。阿列克谢为了拯救波林娜，陷进了轮盘赌。他最后赢了，但赌博的狂热已淹没了他对波林娜的爱情悲剧故事。作者以自我经历为原型，通过对市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批判，从而写出金钱对人的扭曲意识。《赌徒》是对市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批判。这部小说里不仅探索了爱情挫折和嗜赌这两大主题，而且还进一步阐析了心理上的自我毁灭的原动力，并以阿历克赛为模式塑造了一种人物典型。更重要的是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是赌徒，而且是在被逼债的情况下迅速完成这部小说，其中有自传的成份，或许也正因如此，其中的心理描写尤其为人称道。

2011年，在其日常写作的地点——塞尔吉的家中，安妮·埃尔诺接受了纪录片女导演米歇尔·波尔特的采访。没有哪个作家比埃尔诺更符合这样的访谈前提：我们长大和生活的地方是写作扎根的现实背景。在这本访谈录中，埃尔诺谈论了自己的生活与写作之间的联系，谈到了其写作欲望的诞生，以及她赋予写作的社会、政治和神话的意义。如何以作家的视角来看待生活？为什么会有这样风格的作品？为什么必须书写生活？文学意味着什么？通过书中作家本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，读者可以更全面、深入地理解她的作品.

后厂村的人过着一种被遗忘的生活。我说的不是那个公共区域一尘不染，高大绿植修剪整齐，拥有暖色灯光和沙发，充满了科技感和未来感的后厂；也不是饮品机24小时直出甜牛奶与热咖啡，水池滤网出现茶叶或污渍，会被保洁员在一小时内清扫干净的后厂，而是那个真正的后厂。 地图软件上，这个后厂是一片空白。如果你站在西北旺东路的路口，向西俯视，就能看到它的全貌。先是蔓延无边的蓝色铁皮围栏，然后是被铁皮包裹的黄土荒地。四周高楼矗立，这里是唯一的一处低地。南面是西山壹号院——北京房价最高的小区之一，东面则直通联想、百度等科技大厂，马路对面量子研究院的镂空形大楼，横贯南北，像一条周身通亮的长龙。 整个后厂村就像一只窘迫的短靴，被包裹在一片写满知识、体面、财富和梦想的土地之间。如果你问起这里的事，村民们往往会朝马路那边努努嘴，提醒着外来者明确界线与区别：“那边是软件园，我们这儿才是后厂村。” 这个故事，就关于住在后厂村里的人，以及他们被折叠的一生。